和谐医院意识了那起诊疗事故,梁任公做此接受千赢官网登录

“五四运动”之后,梁启超不再过问政事,在家潜心钻研学术,着书立说。他经常把自己关在书房里,通宵达旦地写作,生活没有规律,再加上烟酒过度,身体状况渐渐恶化,最后发展到小便带血。梁启超当时并不知道,小便带血,其实就是尿毒症的症状!

梁启超,广东新会人,字卓如,一字任甫,号任公,又号饮冰室主人,清朝光绪年间举人,中国近代启蒙思想家、政治家、教育家、出版家、文学家、史学家、国学大师,戊戌变法与维新派两大领袖之一,后为北洋袁世凯政府司法总长、段祺瑞政府财政总长、清华大学四大导师之一。曾提倡君主立宪,后倡导新文化运动,支持五四运动,又倡导文体改良的“诗界革命”和“小说界革命”,写作“时务体”,其大量着作合编为《饮冰室合集》。

1926
年初,随着病情日益加重,梁启超不得不入院治疗。在此之前,有人劝他服用中药,也有人建议他出国治疗,但他坚持选择了北京协和医院,这是当时国内最好的西医医院。梁启超做此选择,还有另一层深意,他毕生笃信西方科学,并极力向国人推广西医,此时正好身体力行,给国人做榜样,当然首选西医。

在中国近代史上,梁启超堪称推崇宣传西医第一人。他早就撰文比较过中西医之优劣,认为西医“讲求摄生之道,治病之法,而讲全体,而讲化学,而讲植物学,而讲道路,而讲居宅,而讲饮食之多寡,而讲衣服寒热之准……学堂通课,皆兼卫生”。基于这种理念,他生病的时候就拒绝中医治疗,而极力接受和新任西医。

梁启超对协和医院充满信心,住院时依然乐观豁达,他给家人写信说:“我要你们知道,我快活顽皮的样子,昨晚医生检查身体说,五十岁以上的人体质如此结实,在中国是几乎看不见第二位的。”医生诊断,他的右肾病变,需做切除手术。手术进行得很顺利,但是出院之后,梁启超依然尿血,病情丝毫未见好转,反而有加重的趋势。

那是1926年3月8月,梁启超因小便出血,住进了北京协和医院,被诊断为肾肿瘤,医生建议切除那个坏肾。当时的国人对手术还有恐惧心理,梁启超的很多朋友都反对,但梁启超还是毅然决定做肾切除手术。

回院复查,结果把所有人都惊呆了,手术竟然出现重大失误,医生错把他健康的肾切除了,只留下了一个病变的肾!这是一起重大医疗事故,对于病人而言,后果可想而知,可是事已至此,神仙也无力挽回。

因为梁启超是社会名流,为他做手术,协和医院自不敢懈怠,特指定协和医学院着名外科教授刘瑞恒主刀,刘的副手也是美国有名的外科医生。可是百密一疏,手术室护士用碘酒标记手术位置时,却把本该标明的左肾标成了右肾;刘瑞恒手术前也没仔细核对挂在手术台旁的X光片,就将梁启超健康的右肾给切除了。手术之后,协和医院发现了这起医疗事故,可院方考虑到协和的名声,遂将此当做“最高机密”,缄口不提。

命运往往就是如此诡异,梁启超恐怕做梦也没想到,自己毕生推崇的西医,最终却害了他,悲愤之情不难想象。对于医生极不负责任的行为,梁启超的家人无比愤怒,
准备通过法律途径维权。消息传出,当时的各大报刊纷纷撰文谴责协和医院,梁启超是那个时代的精神导师,他的不幸遭遇,牵动着许多中国人的心,尤其是在那个特殊的时代背景下,大多数人本来就对西医心存疑忌。

一时间舆论哗然,西医与协和成为众矢之的。但令人不可思议的是梁启超本人的态度。对于这起医疗事故,社会人士和梁启超的家人都觉得协和大有责任,梁启超却一直替协和辩护。1926年6月2日他在《晨报副刊》上发表《我的病与协和医院》一文称:“右肾是否一定要割,这是医学上的问题,我们门外汉无从判断。据那时的看法,罪在右肾,断无可疑。当时是否可以‘刀下留人’,除了专家很难知道。但是右肾有毛病,大概无可疑,说是医生‘孟浪’,我觉得冤枉……”

然而谁也没有料到,就在国人对协和医院口诛笔伐之时,作为受害者的梁启超,竟反过来为医院说话。梁启超发现事态正在扩大,赶紧在某报副刊发表文章《我的病与协和医院》,文中详细讲述了手术经过,并极力为协和医院辩解:“出院之后,直到今日,我还是继续吃协和的药,病虽然没有清楚,但是比未受手术之前,的确好了许多……”用意很明显,劝大家不要再追究此事。

如果说这段话还算通情达理、言之有据的话,那么接下来的解释就纯属谎言了:“出院之后,直到今日我还是继续吃协和的药,病虽然没有清楚,但是比未受手术之前的确好了许多。想我若是真能抛弃百事,绝对休息,三两个月后应该完全复原。至于其他的病态,一点都没有。虽然经过很重大的手术,但因为医生的技术精良,我的体质本来强壮,割治后10天精神已经如常,现在越发健实了。”

大师的宽容,令人动容。既然当事人都站出来表示既往不咎,别人也就不好再说什么了,在梁启超的努力下,事态渐渐平息。但仍有人感到不解,梁启超遭此变故,自己不追究也就算了,为何还要劝别人不要议论,难道他与医院达成了什么秘密协议?没有人知道真相,此事在当时成了一个谜。

实际上,手术后的梁启超病情日益加重,不到3年就去世了,所谓“越发健实”根本就是骗人之谈。在媒体上撰文替协和辩护的同时,梁启超私下对家人说“这回手术的确可以不必做”,“手术是协和孟浪,错误了”。既然深知其误,梁启超为什么还要替协和医院辩护,甚至不惜为之说谎呢?

人们只猜中了一半,梁启超心里确实藏着一个不可告人的秘密。当时的旧中国民智未开,大多数普通百姓不懂科学为何物,仍然愚昧守旧,盲目排斥西医。梁启超身为公众人物,一言一行都受到举国关注,此时他如果站出来揭露事故真相,维权当不是什么难事。可是如此一来,对于初入中国的西医,有可能是毁灭性的打击,这也将是民族的灾难。在大义面前,他毅然放弃了个人利益,用心良苦。

看来,梁启超之所以替协和医院辩护,是不希望别人以他的病为借口,怕说出真相影响西医乃至西学在中国的传播。这种将国家前途置于个人安危之上的做法,将自己信奉的“主义”置于健康与生命之上的情怀,自然可敬。可悲的是,梁启超极力为之辩护的协和医院,却始终不敢站出来承担责任。1929年1月19日,梁启超先生去世,人们在纪念他的同时,再次质疑当年的“割腰子手术”是一起“医疗事故”。可是,面对人们的猜疑,协和医院仍然保持沉默。有文章说,直到1970年,梁启超之子梁思成住进协和医院,才从他的主治医生那里得知父亲梁启超早逝的真相。

1929年1月19日,梁启超因病情恶化在北京逝世。大师的高风亮节,永远光照后人。

真相就是真相,医疗事故就是医疗事故,世上没有什么值得用掩盖真相去博取、用谎言去维系的,不论其用心多么良苦。

直到前几年,协和医院才站出来为自己“澄清事实”,即公开当初梁启超住院时的病历单。说是梁任公1926年3月因患尿血症住进协和,但被误诊为癌症。经透视,医生发现其右肾有一黑点,诊断为瘤,遂予以手术割除。术后解剖此肾,果见有一大如樱桃的黑点,但不是癌症。也就是说他的问题确实是在右肾而不是左肾,割掉他的右肾也没有问题。但若细细分析,其中疑点仍然很多,理由牵强。再说事情都过去漫长的快一个世纪了,为什么现在才“公布真相”呢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