意遂更欲为国家讨贼立功,大家的话说西楚政权

建安十五年,曹操五十六岁,起兵作战已二十余年,“挟天子而令诸侯”已十五年,做丞相已三年,赤壁大败已三年,“天下三分”局面此时已形成,统一梦想更加渺茫。朝野政敌攻击他为汉贼,内部拥汉派亦心存狐疑,还有很多人巴望他赶快称帝。曹操整理他此时此地心事,创作了此人此生最长“公文”《述志令》。天下有窥测曹操心事欲望,曹操亦须向天下交代:

归功于《三国演义》这部小说,现代人对于三国这段历史并不陌生,其中,“三国鼎立”不仅是小说中的高潮,更是一个值得我们深刻探讨的问题。

孤始举孝廉,年少,自以本非岩穴知名之士,恐为海内人之所见凡愚,欲为一郡守,好作政教,以建立名誉,使世士明知之;故在济南,始除残去秽,平心选举,违忤诸常侍。以为强豪所忿,恐致家祸,故以病还。去官之后,年纪尚少,顾视同岁中,年有五十,未名为老。内自图之,从此却去二十年,待天下清,乃与同岁中始举者等耳。故以四时归乡里,于谯东五十里筑精舍,欲秋夏读书,冬春射猎,求底下之地,欲以泥水自蔽,绝宾客往来之望。然不能得如意。后征为都尉,迁典军校尉,意遂更欲为国家讨贼立功,欲望封侯作征西将军,然后题墓道言“汉故征西将军曹侯之墓”,此其志也。而遭值董卓之难,兴举义兵。是时合兵能多得耳,然常自损,不欲多之;所以然者,多兵意盛,与强敌争,倘更为祸始。故汴水之战数千,后还到扬州更募,亦复不过三千人。此其本志有限也。

我们比较一下三国三个君主称帝的时间,会发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。公元220年曹丕代汉,紧接着221年刘备称帝,但到了八年之后,孙权才称帝建立吴国。我们都知道,诸葛亮《隆中对》中讲到过,“孙权据有江东,已历三世”,基业稳固。

后领兖州,破降黄巾三十万众。又袁术僭号于九江,下皆称臣,名门曰建号门,衣被皆为天子之制,两妇预争为皇后。志计已定,人有劝术使遂即帝位,露布天下,答言“曹公尚在,未可也”。后孤讨禽其四将,获其人众,遂使术穷亡解沮,发病而死。及至袁绍据河北,兵势强盛,孤自度势,实不敌之;但计投死为国,以义灭身,足垂于后。幸而破绍,枭其二子。又刘表自以为宗室,包藏奸心,乍前乍却,以观世事,据有当州,孤复定之,遂平天下。身为宰相,人臣之贵已极,意望已过矣。今孤言此,若为自大,欲人言尽,故无讳耳。设使国家无有孤,不知当几人称帝,几人称王!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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或者人见孤强盛,又性不信天命之事,恐私心相评,言有不逊之志,妄相忖度,每用耿耿。齐桓、晋文所以垂称至今日者,以其兵势广大,犹能奉事周室也。《论语》云:“三分天下有其二,以服事殷,周之德可谓至德矣。”夫能以大事小也。昔乐毅走赵,赵王欲与之图燕。乐毅伏而垂泣,对曰:“臣事昭王,犹事大王;臣若获戾,放在他国,没世然后已,不忍谋赵之徒隶,况燕后嗣乎!”胡亥之杀蒙恬也,恬曰:“自吾先人及至子孙,积信于秦三世矣;今臣将兵三十余万,其势足以背叛,然自知必死而守义者,不敢辱先人之教以忘先王也。”孤每读此二人书,未尝不怆然流涕也。孤祖、父以至孤身,皆当亲重之任,可谓见信者矣,以及子桓兄弟,过于三世矣。

可以说,在三国之中,吴国的疆域与统治是最早形成的,但称帝的时间反而最晚,尤其是魏、蜀两国都已经称帝的情况下,孙权为什么迟迟没有迈出那一步呢?

孤非徒对诸君说此也,常以语妻妾,皆令深知此意。孤谓之言:“顾我万年之后,汝曹皆当出嫁,欲令传道我心,使他人皆知之。”孤此言皆肝鬲之要也。所以勤勤恳恳叙心腹者,见周公有《金縢》之书以自明,恐人不信之故。然欲孤便尔所典兵众,以还执事,归就武平侯国,实不可也。何者?诚恐己离兵为人所祸也。既为子孙计,又己败则国家倾危,是以不得慕虚名而处实祸,此所不得为也。前朝恩封三子为侯,固辞不受,今更欲受之,非欲复以为荣,欲以为外援,为万安计。

曹丕:献帝重托,实难拒绝

孤闻介推之避晋封,申胥之逃楚赏,未尝不舍书而叹,有以自省也。奉国威灵,仗钺征伐,推弱以克强,处小而禽大。意之所图,动无违事,心之所虑,何向不济,遂荡平天下,不辱主命。可谓天助汉室,非人力也。然封兼四县,食户三万,何德堪之!江湖未静,不可让位;至于邑土,可得而辞。今上还阳夏、柘、苦三县户二万,但食武平万户,且以分损谤议,少减孤之责也。大人物往往有大困局。曹操的第一个深刻困局是出身,曹的父亲曹嵩是大宦官曹腾养子。宦官比外戚道德基础更为薄弱,“赘阉遗丑”,政敌顺手就可给他一击。因此,曹操被推举为孝廉之后,接着不论任洛阳北部尉、任议郎,还是任济南相,皆采取不避险恶与宦官势力对抗态度。“挟天子”是曹操主动进入的另一个更大的困局:对天下,他是口含天宪的第一汉臣;对汉室,他是具有最大可能性的篡位者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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面对这一切,曹操的确需要这篇《述志令》。《述志令》系露布天下公告,却堪称千古奇文。有人视为通篇谎言,有人视为完全真话,这都有违其真实意图。《述志令》上半部分,曹操自述大半生心事与遭际,类似一低调自传。曹操最想说的话却是这个:“设使国家无有孤,不知当几人称帝,几人称王!”这话榔头一样敲下来,由低调一下子转为高音。建安元年,在腥风血雨中壮大起来的曹操接受毛玠建议,成功迎献帝至许县,立许为都,开始“挟天子而令诸侯”。曹操在军事上、生活上犯了不少严重错误,屡次差点丧命,但在事关皇位问题上却向来谨慎。曹操羽翼渐丰后,成为各种势力拉拢对象。中平五年,王芬等谋废立之事,约结曹操,曹操严正拒绝。第二年,董卓擅立献帝,任曹操为骁骑校尉,曹操隐名埋姓逃跑。第三年,袁绍谋废立之事,拉曹操,曹操也是严正拒绝。这类事,参与一次就可能彻底失去未来。在曹操眼里,董卓之流是无未来之人。

首先,我们来说说曹魏政权。大家都知道,曹魏取代东汉是通过禅让的形式,所谓禅让,名义上是仿照上古时期的圣王,传贤不传子,把天下让给更有德行的人。

《述志令》下半部完全以“忠”为陈述主题。曹操历数自己心目中的榜样:齐桓公、晋文公、周文王、乐毅、蒙恬。曹操以前三者皆“兵势广大”却忠事其主来自况,以后两者表明自己累世忠良。众所周知,齐桓公、晋文公后来称霸了,周文王不代商,其子武王却代商了。历史上更多的是名将重臣死于功高震主比如蒙恬,曹操赞赏蒙恬。曹操后面说到:“意之所图,动无违事,心之所虑,何向不济……”这简直是在震慑天下了。曹操说,我不放弃兵权,是因为首先考虑子孙及身家性命,而这又与国家安危相联,又说“江湖未静,不可让位……”已成霸主的曹操期望一个什么样的结局?——像周文王那样。周文王那可是圣人圣王。文王姬昌纵横捭阖开疆拓土,为周朝奠基,却不代商。是儿子武王追封其为周文王。曹操的意思是明白的:称帝之事让子孙去做吧。对汉室来说这难道不算“不逊之志”?曹操对来自献帝周围哪怕十分微弱的反叛,都予以血腥镇压,不但董承、吉本、魏讽等被斩杀无遗,连皇后、皇子、贵妃亦照杀不误。

因此,表面上看来,汉献帝主动把皇位让给曹丕,整个仪式有很强的表演性,为了表示谦虚,曹丕还不能立刻接受皇位,要推让好几次,起码“三让乃受”,也就是推让三次,显示出自己是为了天下苍生的福祉考虑,才勉强接受皇位的。

《述志令》面上主旨是陈述“忠”,深层动机是向天下向这个血腥江湖表明自己的巨大存在,但曹操不能无视皇权道德紧箍咒。他的态度是明确的:我本人至死不称帝,就对得起汉室,对得起天下,对得起历史了。曹操有俯视皇位的胸襟,皇位并非最高追求,“圣人圣王”才是他的理想。

我们当然都知道这是一场虚伪的戏剧,汉献帝无疑也是在威逼之下才被迫配合这场演出。正是因为现代人看穿了其中的虚伪,便很少去关心这场戏在当时对人们意味着什么。

曹操的圣人圣王情结不仅流露在《述志令》中。他死前一年,孙权来信自贬为臣,劝曹操称帝,曹操营垒内也有大股势力盼他赶快称帝。他把孙权信向部下公开,说:“是儿欲踞吾着炉火上邪!”身边的人却不屈不挠,已经说成不称帝天理难容了。曹操这样打消他们的念头:“若天命在吾,吾为周文王矣。”

中国古代王朝更替的方式有两种,一种是革命,一种是禅让。其中,相比于革命,禅让要微妙得多,汉献帝之所以要把皇位让给曹丕,名义上是因为曹丕更具有德行,人心归附,因此拥有了统治天下的资格。这实际是汉献帝的无奈之举,试问谁愿意将祖宗打下来的天下拱手让人。

曹操常以周文王、周公为人生榜样,他们一个是圣人圣王,一个是有“元圣”之称的贤臣。曹操的自我期许是清楚的:有生之年做汉室“周公”,身后则期望成为“周文王”。在这一选择中,现实妥协、道德自律、自身期许都包含其中了。曹操一直斗志昂扬,企图一战定乾坤,无奈赤壁之战后已无此可能。谁打仗最厉害,谁就能赢得统一和平,谁就是潜在的开国之君。曹操能看透,孙、刘等不会看不透。除了孔融、荀彧这类憨直士人能真正心存汉室,试想枭雄们是以何种眼光、何种心情打量江山天下?枭雄们只所以皆惦记那个名存实亡的汉室,原因在于不论皇冠以何种方式降临,总是来自汉室。刘备既有帝室之胄这一金字招牌,似乎怎么折腾都不会被当作乱臣贼子,但令他激动不已奋斗不息、脸皮一厚再厚的根本动力,还是自己做皇帝这一美好前景。孙权无牌可打,就盼着有人率先称帝,他好搭顺风船。风口浪尖上的那个枭雄正是曹操。

当然,曹丕“三让乃受”的成功自然少不了其父曹操为他做好的铺垫。对于曹操是否有取代汉室的野心历来有很多争论,但这种对于个人心理的揣度,无论是肯定还是否定,都很难在学术的层面上加以验证。

曹操的“圣人追求”实在是玄之又玄。在皇权道德的天罗地网里,曹操注定成为一个大怪胎。历史基本按照曹操的设想推进了。曹操死后,汉室与曹魏之间通过上演一场煞有介事、高尚到似乎不感天动地就誓不罢休的禅让剧完成易代,曹丕登上帝座。像周武王追封其父为周文王一样,曹丕追封曹操为魏武帝。孙权、刘备相继“问心无愧”地称帝。据记载,曹丕在劝进的汹涌浪潮面前,面对帝位仍然诚惶诚恐,他靠一而再、再而三的辞让表演来掩饰道德恐慌。曹操父子羞羞答答弄了个帝位,却既无尧、舜禅让的高尚,更无汤武革命的光荣。

自从公元189年董卓进京之后,东汉的统治实际上已宣告瓦解,从建安初开始,曹操便控制了汉献帝,尤其当他在官渡之战击败袁绍、统一北方后,独揽朝政,可以说已经具备了取汉而代之的外在条件。

曹丕主导的禅让或许难免虚伪,但多少有些协商意味。不杀人、不杀前朝皇帝,这是不小的功德,以代价较小的禅让完成易代。可是皇权道德最痛恨最恐惧的,正是曹氏父子这种羞羞答答的“禅让”。“只要提起曹操,皇帝们就会感到自己的皇冠有滚落下地的危险”。曹操成为小丑,似乎是历史宿命。宋朝之前,对曹操的褒贬,基本尊重历史事实。《三国志》作者陈寿给出的“可谓非常之人,超世之杰”这一评价,得到广泛认可。唐人称曹操为曹公,评价极高。至南宋,偏安局面令统治者气虚胆怯,无力打量天下,便视蜀汉为正统,视曹魏为篡逆。帝王们越是感觉到自己苟延残喘的状态,曹操便越是一个噩梦。到明、清,皇权体制逾来逾僵硬,道德路径逾来逾狭窄,随着《三国演义》及三国戏的流行,一个彻头彻尾小丑曹操便代替了真实的曹操。

我们看到曹操做了一系列铺垫的工作,比如说封魏公、加九锡(九锡实际上是皇帝才能够使用的九种礼器,包括车马、服装等等),最后进爵魏王,一步步地逼近皇位。

与其说《三国演义》反映了三国时代生活本质,不如说呈现的是作为皇权末世的社会本质。它曾是说书人的底本。骂曹操就是政治正确。明、清特别是清代,普遍的奴才已造成。奴才即使什么也没有,却有忠,这是足以傲视奸臣曹操的本钱。越是奴才,越需要某种道德优越感。罗贯中欲表忠、孝、节、义为充塞天地之道德价值,刘备、曹操为其正负两极。不过,读《三国演义》,从曹操奸诈里常读出可爱,乃至读出忠厚,从刘备忠厚里却常读出虚伪。鲁迅看得分明:“欲显刘备之长厚而似伪,状诸葛之多智而近妖……”罗贯中在塑造刘备等“高大全”典型时,显出较强的外在操控性,在塑造奸诈的曹操时,有时则不知不觉进入自由创造境界。奸诈的曹操成了面具相对较少的人。谁能说明白刘备、孙权等人的真面目?罗贯中可能自己都意识不到,他其实是喜欢曹操的。

但终其一生,也没有迈出称帝的最后一步,直到公元220年,曹操去世之后,他的儿子曹丕才取汉而代之,东汉王朝名义上又延续了30多年。

清统治者对各类小说大都是取排斥乃至禁绝态度,唯对《三国演义》例外。不仅如此,清统治者还命大臣将小说改编成长达一百二十出名为《鼎峙春秋》的连台本戏。戏中“尊刘贬曹”成为绝对理念,曹操成了与历史事实甚少关联的漫画式固定丑角。以少数民族入主中原的清朝统治者,对“篡逆”格外神经过敏,既怕天下视自己为篡逆,又要防范针对自己的潜在“篡逆”势力,特别需要一股忠孝、节义的气氛。《述志令》表明,曹操不是圣人却有圣人追求。以当代眼光看,圣人追求或许不值得肯定,但却是曹操雄伟气象的来源之一。曹操以《述志令》向当世喊话,那时该有不少人能听懂。后来,听不懂了,无人听了。

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在当时具有什么样的意义呢?我们综合蜀国和吴国的建立便可明白其中的意义。

刘备:我乃汉室血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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相比曹丕代汉过程,刘备称帝更为顺理成章,缘起自身血统——是汉王室的远亲,自称是中山靖王刘胜之后。

尽管血统上疏远,而且有些可疑,但这个身份给刘备带来了很大的便利,恰逢当时有谣言说汉献帝已经被曹丕所杀害,作为汉的宗亲,刘备自然有复兴汉室的权利与责任。

孙权:戏都让人家演完了,只能慢慢逆袭了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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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国之中,称帝最为不易的当属吴国。孙权,在原来的汉官僚系统中爵位不高,仅被封为南昌侯。孙权袭杀关羽,夺取荆州之后,孙刘联盟破裂,为了防止受到两面夹击,在刘备可能复仇的情况下,孙权一度向曹丕称臣。

对于给予归降的孙权什么样的待遇,曹魏政权中曾经有过激烈的争论,刘晔便反对封孙权为吴王,他的理由是孙氏尽管三世据有江东,但他仅仅是汉的南昌侯,所以他和江南的老百姓并没有君臣的关系。

所以刘晔主张可以封孙权为万户侯,但绝对不能封王,“王”距离“皇帝”仅一步之遥,封孙权为吴王其实给他日后称帝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台阶,后来的历史发展证明刘晔是有先见之明的。

从曹丕、刘备和孙权称帝时间先后不难看出一些端倪,曹丕是通过“禅让”代汉,刘备则打着“复兴汉室血统”的旗号称帝,而孙权久不称帝原因则是既无汉室血统,又无献帝“禅让”,虽手握重权,却无一个称帝的“支点”。

事实上,在皇权转移的过程中,如何恰当地表现“天命有归”的正当性,其意义不下于对实际权力的操控。表面上看起来,这些政治话语的构建只是对于权力的一种缘饰、一种装点。

三国时期战略形势示意图

但是我们需要注意的是,丧失道德合法性的政治权力是没有办法长期维持的。另一方面,当然如汉献帝那样,仅仅具有合法性,而缺少支撑它的实力,当然也会瓦解,这点恐怕是现代人读史的时候多少会忽略的一面。

其实,如果我们把“皇权”这个概念,进一步分解为“权力”和“权威”两个不同的层次,可以看得更加清楚一点,汉王朝实际的统治在黄巾之乱后已经宣告瓦解。

但是汉的政治权威则维持了更长的时间,这便是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意义所在,也是为什么要通过“禅让”的方式来实现汉魏易代,因为汉在当时人看来具有很强的正统性。